因為美以聯攻伊朗,荷姆茲海峽實質封閉,並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建立一套以政治忠誠與商業談判為核心的「選擇性准入機制」,此舉凸顯「選擇性封鎖」的複雜,比全面封鎖更難定義為戰爭行為,也更難引發集體反制。對台灣而言,必須與盟友趕早建立反制之道,提防中共可能「隔離攔檢」。
政大創新國際學院兼任副教授劉奇峯評論,目前伊朗在荷姆茲海峽的運作方式,係要求船舶運營商提交完整船籍、貨物與船員資料,經審核後獲得通行碼,再由伊朗快艇護送通過。各國船隻依照「敵對、中立、友好」三類待遇分級,印度、土耳其、巴基斯坦等國已取得許可,部分駛往中共的油輪更獲軍事護送的優遇。

伊朗的策略不僅是對美以攻擊的報復,更在國際外交上爭取默認。藉由阿曼等國作為緩衝,伊朗成功讓部分國家接受其管控模式。此舉凸顯「選擇性封鎖」的灰色和複雜,不是全面封鎖的戰爭行為,在反制上形成困難。
劉奇峯指出,對台灣而言,荷姆茲案例提供重要啟示。若中共在台海採取類似的「隔離攔檢」,允許部分船隻通行、對其他船隻進行隨機騷擾,國際社會將面臨與荷姆茲相同的困境,既難以認定為戰爭行為,又無法忽視其對全球供應鏈的衝擊。

他認為,台海情境比荷姆茲海峽更複雜。首先,台灣半導體出口具不可替代性,封鎖衝擊將更精準且迫使美、日、歐迅速做出高成本政策選擇。其次,台灣海峽寬度僅 130 至 180 公里,中共在周邊水域的兵力投射能力遠強於伊朗,灰色地帶管控的成本更低、持續性更高。第三,船舶自動報告AIS數據在台海情境下可能更失真,中共具備成熟的電子作戰與干擾能力,外界對封鎖規模的研判將面臨更大盲區。
劉奇峯指出,對台灣及盟友而言,荷姆茲海峽的選擇性封鎖,為台海潛在「隔離攔檢」提供了現實警示。如何在危機爆發前建立有效的集體應對機制,提前建立法律框架、紅線共識與反制預案,避免在危機爆發後陷入被動,是台灣與盟友的當務之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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